“三北”地區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約占國土面積的1/3，草原固碳增匯潛力巨大。同時，“三北”地區也因豐富的礦產資源承載著不少露天礦山開發活動，主要集中在草原區、荒漠區和丘陵區等地區，導致原本就脆弱的草原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因此，深入推進“三北”地區礦山生態修復，恢復和強化礦山生態系統的碳匯功能，成為“三北”地區需要解決的問題。

從“碳管理”的角度來看，目前草原礦區開發還存在一些問題。露天礦山開發和修復的過程也是礦區碳匯儲存能力喪失又恢復的過程，因此，開發前的土地“碳底數”如何，從宏觀上看屬于“碳源”還是“碳匯”，對后續價值開發意義很大，決定著礦山的生命周期。但目前在批建初期完成“碳底數”存檔、并在開采過程中追蹤數據變化的礦山還很少，礦山生命周期“碳底數”掌握不清。

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土地復墾工作與碳管理銜接不足。復墾方案對露天礦山各類生產功能區的治理一般著重于地質風險排除以及植被恢復，這些手段與碳匯價值沒有建立清晰的關聯，因此也就不會朝著“碳管理”的量化目標進行延伸、區分或強化。

礦山發展轉型與“雙碳”目標關聯不高。在獲準開采的資源采掘完畢之后，后續的治理修復過程往往投入較大，因此責任主體對礦山生態修復的積極性、主動性不強。治理后的礦山要想在生態修復達標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養護管理乃至價值轉型，難度較大。

近年來，中央和地方對露天礦山綠色轉型的政策、制度、監管約束越發嚴格。“雙碳”目標的提出，又進一步對礦山生態修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亟待通過科學的生態修復措施減少礦山開發造成的草原碳匯損失，同時激發草原碳匯潛力，助力北方地區綠色轉型和高質量發展。

地方層面應通過制定法規、規劃，推動宏觀目標落地見效。推動地方建立草原碳匯全過程管理機制，開展草原碳匯本底調查和評估，全面掌握不同類型草原資源碳儲量狀況及其動態變化情況。地方政府應積極構建包容性的礦山修復規劃制度，引導在建和生產礦山自主編制礦山修復規劃，并為其提供生態修復、減碳、固碳思路。

土地用途轉用過程中要向碳匯目標傾斜。有研究表明，不同性質土地體現出不同的碳儲存能力。干旱少雨的礦區在生態修復初期，草地的碳儲存能力優于林地和農田，但總體來說均比建設用地碳儲存能力強。因此，在確定治理后的土地用途時，要優化考慮生態用地、農用地和建設用地的比例，根據當地的自然條件合理確定用地性質，促使礦山生態系統由“碳源”向“碳匯”轉變，以確保地塊整體碳匯水平較開發前不減少甚至提升。

監管過程中，要把“碳管理”納入監管措施。一方面，將草原碳匯的變化納入礦山生態修復監督、監測、核算體系，推動各級政府加大過程監管力度，并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媒體、群眾的監督作用，引導督促治理主體更主動地實施增加碳匯水平的舉措。另一方面，研究出臺草原碳匯方法學，搭建并暢通碳匯減排交易市場，建立草原碳匯補償機制和碳匯基金，支持草原碳匯經濟發展，將碳匯價值轉化為生態紅利，激勵土地經營者努力保持碳匯水平。

在實施上述舉措時，要重視礦山原始地貌，在地質地貌重塑、土壤基質改良、植被恢復等礦山修復關鍵環節及后續經營過程中，不能只追求短期可視的效果，而要因地制宜，結合修復目標在尊重原貌的基礎上少走彎路，以保證礦山生態修復質量。還要堅持嚴格的碳匯核算標準。由于經過人工努力增值的碳匯價值才能被認定為可交易碳匯，天然生長的植被只能作為公益碳匯，在推動礦山修復“增匯”過程中，要把“人工努力”作為核算準線。在碳匯核算過程中，應明確核算邊界、核算方法及適用范圍，從而形成規范化、標準化的碳匯數據。同時，可以引入長線碳金融產品，如碳匯質押回購、融資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