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易碳家了解到，歐盟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不僅僅局限于溫室氣體減排，更重要的是著眼于未來，試圖引領世界范圍內的低碳革命，并通過主導全球氣候治理以更好地發揮其規范性力量。由此可見，應對氣候變化不僅是歐盟占領全球經濟制高點的戰略舉措，而且還是其攀上世界政治道義制高點的重要抓手。但是，隨著歐債危機不斷加深，歐盟的國際影響力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受到沖擊，歐盟應對氣候變化面臨著一系列矛盾和難題。

       首先是氣候“單邊主義”凸顯。從歐盟近年來應對氣候變化特別是從國際氣候談判的立場中可以發現，歐盟的“單邊主義”有強化的傾向。這種單邊主義的傾向不僅僅以歐盟溫室氣體減排實效及其應對氣候變化立法的超前性為支撐，這背后更深層的利益驅動在于，應對氣候變化實際上是歐盟能源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氣候單邊主義”雖然有助于歐盟能源安全，但卻使歐盟在國際氣候談判中屢屢陷入“高處不勝寒”的境地，不僅與中國等新興經濟大國有較大沖突，而且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頻現立場分歧。特別是歐盟強推的航空碳稅，在全球范圍內遭遇激烈反彈，不利于其確立、鞏固應對氣候變化領導者的地位。

       其次是歐債危機弱化了歐盟應對氣候變化的整體實力。2011年，歐洲債務危機持續發酵，并加快向歐盟的核心國家蔓延，歐債危機對歐盟主要成員國實體經濟的沖擊正在加劇。由于引發危機的制度性因素短期內難以消除，使得救助難度增大，危機存在長期化的可能性。歐債危機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歐盟對發展中國家減排資金援助和轉讓減排技術的意愿和能力，從而有可能弱化其國際氣候談判的話語權。

       再次是歐盟擴容帶來新的挑戰。與《京都議定書》簽訂之初的15個成員國相比，歐盟的規模和邊界不斷擴展，現已擴大到27國，而且仍有一些中東歐國家正努力爭取加入歐盟。歐盟擴容在增強其自身整體實力的同時，也意味著各成員國之間政策協調的難度會加大。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由于歐盟15國與其他成員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減排技術、政府財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有可能加劇歐盟內部氣候變化領域的利益博弈和分化，一定程度上提高其減排成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