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大范圍、高強度且長時間的熱浪襲擊了全球各大洲。這表明，人為造成的極端天氣已成為“新常態”，急需加強系統性氣候行動。隨著全球氣候治理機制復合體日益完善，治理嵌構已成為多主體互動中的普遍現象，是應對“去氣候化”治理離心力的重要聚合力。第29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9）于11月11—22日在阿塞拜疆舉行，理解“后巴黎時代”氣候治理嵌構實踐的發展態勢，對中國在全球氣候危機應對中發揮積極的引導性與協調性作用至關重要。

　　全球氣候治理范式的變遷

　　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為基石，全球氣候治理體系逐步構建了以《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為代表的多邊治理架構。《巴黎協定》標志著全球氣候治理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以談判為驅動力的模式逐漸過渡至以治理實踐為導向的模式，有力地推動了國際氣候談判。《京都議定書》設定了層級分明的減排目標模式，劃分減排責任并限制治理手段，導致治理體系效能發揮受限。但氣候變化的嚴峻現實促使治理主體相互競爭、適應和協調，新的治理生態系統應運而生。尤其自2014年利馬氣候大會后，非國家和次國家行為體與傳統國家行為體及國際組織之間的互動模式不斷創新，從治理實踐層面出發，為“巴黎模式”的成功落地奠定了堅實基礎。《巴黎協定》通過納入非締約方利益相關者（NPS）的概念，明確肯定了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合法地位和積極作用，標志著全球氣候治理模式的創新。

　　隨著氣候治理行為體日益多元，全球治理機制的復雜性增強，治理碎片化是導致全球氣候治理模式變遷的重要原因。全球氣候治理機制呈現出多中心和碎片化趨勢，除了聯合國框架下的傳統治理體系外，還涌現出大量非傳統治理主體和機制。它主要表現為行為體多元化和機制多維化，雖顯紛雜卻非失序，本質上是一種“碎而不亂”的格局。碎片化機制通過構建多元主體間的治理嵌構，使得“自下而上”的治理創新實現競爭、適應和協調，形成了氣候變化機制復合體。這種松散聯結的制度體系，在推進氣候治理碎片化格局的積極合作性協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具備了以下三點特征：跨國多元參與、多中心治理以及“繞開性”治理。

　　首先，社會部門和私營部門參與組建了許多跨國性機制，如環境方面的非政府組織聯盟、商業組織跨國聯盟等，增進了跨國行為體與國家、政府間組織的制度互動，形成了新的治理格局。其次，多中心治理模式強調治理決策中心下移，增加治理制度選擇性和包容性，提升公共產品地區化、私有化水平。最后，松散聯結制度體系推動決策流程簡化，網絡化的次國家、非國家行為體直接提出規則、規范和倡議，在某些議題上“繞開”反對國和行動乏力的國家，并經由國際層面向國家施壓，形成氣候治理的“回飛鏢模式”。

　　治理嵌構機制的發展

　　氣候治理機制復合體的演進遵循著一種深層邏輯——治理嵌構機制。嵌入式治理強調在多元網絡型秩序中，公共部門、私營企業和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通過相互作用，將自身嵌入到國際、國內和次國家治理的各個環節。氣候治理嵌構是指多利益相關者尤其是跨國行為體，在氣候治理機制中的互動與共建，通過嵌入方式聯系其他網絡，為氣候治理提供韌性基礎，以各行為體之間的網絡化嵌構，共同維護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低碳實踐根基和穩定運行。

　　整體而言，嵌入式治理以社會網絡分析為基礎，關注物質和社會關系的動態互動，以及這種互動如何不斷塑造行為體之間的網絡結構。從微觀層面來看，治理嵌構分為關系性嵌入（強調聯系頻率和穩定性）、結構性嵌入（關注位置與治理成效）以及規范性嵌入（指行為體對核心價值規范的認知、內化與踐行）。多利益相關者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嵌入是一個不斷發展演進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原子化、非正式協調、網絡化和彈性組合四個階段。隨著包容性互動的不斷加強，治理嵌構逐漸深化，最終形成了由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社會組織共同構成的“治理嵌構三角”，這種模式為“后巴黎時代”的氣候治理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

　　當前，國際組織和（次）國家行為體通過影響關系嵌入和結構嵌入，塑造了全球氣候治理的網絡結構。但隨著非政府組織在全球氣候治理機制復合體中的嵌入式參與、權威性影響力和碎片化協調能力不斷提升，如何把握國家定位，積極構建與其他行為體的嵌入式互動關系，已成為各國提升其治理能力的重要考量。就歷時性發展而言，公共部門、公私社三位一體的包容性合作伙伴關系、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和私營—社會合作伙伴關系四類行為體對全球氣候治理的嵌入和重構程度均有所提升。公共部門同社會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互動不斷增強，國際非政府組織不僅是包容性跨國合作伙伴關系網絡的重要嵌入方，還能通過同公私部門的良性互動，推動氣候碎片化格局的協調性發展，將分散、低效的氣候治理碎片化轉變為積極、高效的合作網絡，最終實現一種協同型碎片化格局。

　　全球氣候治理嵌構實踐

　　治理嵌構通過深化關系嵌入、結構嵌入和規范嵌入，將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社會組織緊密結合，能有效提升全球氣候治理機制的適應性和穩定性，并增強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整體效能。近年來，由公共部門、私營部門以及社會行為體之間日益緊密的跨國合作加速了全球氣候治理的進程，促進了治理體系的創新。

　　此外，氣候變化締約方大會（COP）為了聚合各界力量共同應對氣候減排差距，以聯合國為中心不斷推進治理嵌構的實踐創新。2017年波恩氣候大會（COP23）通過“促進性對話機制”這一創新方式，倡導包容性、參與性和透明度，鼓勵各方共同探討氣候變化解決方案。通過充分發揮國家、社會和市場的多方作用，對話的政治進程旨在推動各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探索彌合差距、強化氣候行動的有效途徑。在2024年9月聯合國未來峰會召開前夕，全球氣候創新聯盟（GCIC）主辦了第二屆全球氣候峰會，旨在促進地方政府、國際組織、私營部門和社會組織之間關于氣候創新解決方案現狀和前景的戰略對話。

　　總之，全球氣候治理格局已從傳統的政府間主導模式向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復雜體系轉變，非國家主體在“后巴黎時代”的嵌構作用日益凸顯。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和引領者，一方面，中國應積極拓展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等多利益相關者的互動渠道，構建新型多層伙伴關系和合作網絡，將綠色“一帶一路”與氣候治理相融合；另一方面則要完善法律體系，為本土社會組織的良性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大力支持其國際化發展，使其在復合型氣候公共外交中發揮獨特作用，建立廣泛的全球合作網絡，共同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