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截至2017年底，我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注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民營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杰近日在人民日報刊文指出：“積極引導和支持民營企業參與污染防治攻堅戰，制定實施支持民營企業綠色發展的環境政策舉措。”對民營企業，參與污染防治攻堅戰存在哪些困難和問題？為支持民營企業綠色發展，應制定哪些環境政策舉措？本報編輯部組織了相關討論，今日刊發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前推進。一系列重要的環境法律法規、政策標準相繼出臺，《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進一步增強了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的職責，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制度有效推動了地方黨委和政府環境監管責任的落實。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受中美貿易戰、去產能、去杠桿、降稅負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當前政策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強。在此背景下，我國民營企業面臨融資難、稅負重等問題，生產經營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難，主要表現為民營企業經營增長乏力，利潤總額增速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1-11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1.8％，比1-10月工業企業利潤增速減緩1.8個百分點，11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1.8%，為2015年以來首次。

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指出，截至2017年底，我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注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民營企業成為國家稅收的“主動脈”、創業就業的“主營地”、技術創新的“主力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政府職能的轉變、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然，不可忽視的是，民營企業在污染防治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表現在以下3方面。

一是污染防治能力不足。美國學者Chad Nehrt提出環境治理領域的“先動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理論，率先采取積極環境治理措施的地區、園區和企業往往能在未來獲得更明顯的競爭優勢。相比于存在“預算軟約束”的中央企業和國有企業而言，民營企業對環境治理成本更為敏感，通常不會自發地采取高于環境政策標準所要求的污染防治措施，也更容易失去未來的競爭優勢。除資本能力以外，民營企業的人才儲備與管理水平相較于央企、國企也較為薄弱，污染防治技術也比較欠缺。

二是污染防治的規模效應不足。污染密集型行業（如化工、鋼鐵等），通常具有一定自然壟斷特征和規模經濟效應，企業生產效率與環境治理效率隨企業規模的增加而增加。民營企業相比于央企和大型國企，污染防治設施的規模效應不足。筆者在調研基層化工園區時也發現，規模較小的民營化工企業普遍缺乏意愿在生產工藝改進和末端環境治理設施上進行投資。

三是政策預期穩定性不足。筆者在民營企業的調研走訪中了解到，隨著環境規制日趨嚴格，一系列環境法規及標準不斷出臺，人才、技術相對欠缺的民營企業難以在短期內迅速理解并消化各項政策要求。同時，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在問責和考核壓力下，傾向于使用自由裁量權，執行比正式環境標準更為嚴格的標準，以確保企業能夠遵從正式標準要求。政策預期的不穩定性特征，使得即便有能力、有意愿增加環境治理投入和進行清潔生產工藝改進的企業，也可能會采取觀望的姿態。

第一，加強對民營企業環保專項資金的爭取。相關部門應幫助企業篩選項目，組織專家對企業采用的污染治理技術、工藝進行論證，幫助企業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環保類項目報批手續。根據企業需求，定期組織專家對企業進行環境治理疑難問題的技術指導。鼓勵企業開展自愿型環境規制，如鼓勵民營化工企業加入“責任關懷”體系，借助“責任關懷”大會等平臺，幫助民營企業學習借鑒外企和國企的先進環境管理經驗。

第二，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退城入園，充分發揮園區公共基礎設施的規模經濟效應，提升企業的污染治理效率。同時，企業可以充分利用搬遷的契機，對原有工藝設施和環境治理設施進行改造升級。

第三，穩定政策制定與執行的預期。當前，環境政策預期的不確定性是特殊發展時期的表現。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在制定和執行環境政策過程中，應盡可能多與企業等政策客體進行協商溝通，確保環境政策和環境標準的可實施性，以及企業的執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