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代表團貫徹落實中央批準的談判方針和對案,推動多邊進程取得了積極成果
我國氣候變化談判代表團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外交思想,貫徹中央批準的歷次參會對案,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的原則和框架,維護多邊主義,高舉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道義旗幟,積極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推動歷次氣候變化締約方大會取得了積極成果,維護了我國和發展中國家及世界各國的核心利益,又樹立了積極負責任大國形象,促進了全人類的福祉。
一是幫助主席國和聯合國推動大會取得成功。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已進行了20多年,目的就是通過達成國際協議,建立一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機制,將各國的國家利益和全人類共同利益更好地結合起來,攜手應對氣候變化。各方圍繞協議是否及如何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采取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的
減排模式、如何解決發展中國家所需的資金和技術并提高其能力、協議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協議如何可持續地發揮作用等
問題展開激烈交鋒和博弈。聯合國氣候變化締約方大會按照“公開透明、廣泛參與、締約方驅動、協商一致”的原則進行決策,任何成果必須獲得所有締約方同意才能通過。特別是190多個締約方各有各的利益和訴求,各方一開始都堅持打高案,不輕易妥協。這就需要大國肩負責任,從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出發,尋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形成各方都不滿意、但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在關鍵節點推動多邊進程邁出歷史性重要一步。
我國代表團在這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每次大會期間,我們都與聯合國秘書長、締約方大會主席、氣候公約執行秘書以及主要締約方和國家集團的部長、代表團團長們保持密切溝通交流。大會后期關鍵階段,我們與大會主席和公約執秘幾乎每天都要見面,為他們出謀劃策。聯合國秘書長、大會主席、公約執秘對我們也非常倚重。在重要成果出臺前,主席國、秘書處都會征求我們意見。有好幾次主席國、秘書處對案文能否獲得通過心里沒底,遲遲猶豫,會議延期,請求中方幫助他們下決心。同時我們也主動做一些存有分歧的主要國家和集團工作,求大同存小異,推動達成共識。
巴黎會議最后時刻,會議工作團隊將協定案文中“發達國家應當(should)承擔絕對減排目標”誤寫為“發達國家必須(shall)承擔絕對減排目標”,這意味著發達國家減排目標具有強制性法律約束力,美國無法接受。我們建議公約秘書處公開承擔編輯錯誤,對案文做出技術性修改。個別發展中國家不同意此修改,并提出其他修改意見。他們所提建議有合理之處,但有重開談判的危險。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美國國務卿克里、大會主席法國外長法比尤斯、公約執秘菲格里斯一起請中方出面幫忙做個別國家工作,我們反復三次做工作,最終使得協定得以順利通過。
二是與發達國家保持對話溝通。我們與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一直保持密集磋商,增信釋疑、管控分歧、聚同化異、相向而行。中美兩國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之后達成了不公開對抗、不相互指責、遇有分歧相互交底、尊重彼此核心關切、照顧彼此舒適度的諒解。我們與美國前國務卿克里、前總統顧問波德斯塔和迪斯、前氣候特使斯特恩和潘興等同事此后開展了密切的對話和磋商,他們為達成四個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與合作文件做了大量努力。巴黎大會談判處于僵局階段,我們主動與美方商定,雙方根據中美元首聯合聲明、參考中法元首聯合聲明,共同提出中美共同案文建議提交大會主席,發揮引導作用。雙方工作團隊通宵達旦起草磋商并形成了中美共同案文,解決了協議核心要素談判涉及的主要分歧。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關鍵問題上形成了共識,為協定達成掃除了最難以克服的障礙。
歐盟領導人和歐委會氣候行動委員卡涅特一直努力協調歐盟及其成員國立場,推動歐盟在1000億美元資金目標等發展中國家普遍關心的問題上展現建設性、發揮領導力。中歐雙方的談判團隊在巴黎大會前和大會期間也開展了密集對話,充分求同存異。
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和巴黎大會主席、時任法國外長法比尤斯都為巴黎大會傾注了極大熱忱,在巴黎大會召開之前一年多時間里,始終致力于和各締約方密集協商及擴大共識。在此期間,我們在多邊和雙邊活動中與法比尤斯外長進行了20多場對話和磋商,在巴黎大會期間保持了密切的溝通和互動,幾乎是天天見面,討論談判中出現的分歧,尋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搭橋方案”。巴黎大會上,法比尤斯作為大會主席,展現出了非常高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廣泛傾聽各方意見,照顧到多元訴求。他接受中美案文建議后,按照公開透明、廣泛參與、締約方驅動、協商一致的原則和程序,用“華麗的轉身”使中美共識為各方所接受。在他的領導和各方努力下,經過緊張而艱苦的磋商,大會終于就談判案文達成共識。2015年12月12日凌晨,經過連續約36小時的緊張談判、磋商和斡旋,大會主席法比尤斯先生終于敲響了帶有巴黎大會標志的綠色錘子,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巴黎協定》在各國領導人的推動下,經過各方努力終于達成了,全場被海嘯般的歡呼聲淹沒。
三是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對發展中國家遭受極端氣候危害和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感同身受,始終把發展中國家作為我們的重要戰略依托,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我國于2009年發起成立了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基礎四國”磋商機制,每年舉行四次部長級會議,協調立場,發布聯合聲明;在每次大會重要節點都召開聯合新聞發布會,共同發聲,團結鞏固發展中國家的主流立場;在談判最后階段一起從戰略上評估成果,研判應該既守住紅線,又展現靈活性。巴黎大會期間,我們和時任印度環境和森林部長賈瓦德卡爾、巴西環境部長特謝拉以及外交部大使安東尼奧、南非環境部長莫萊瓦開展了密切的協調和溝通,推動“基礎四國”保持團結,代表發展中國家發聲。
2012年以來,我們又推動形成了以中國、印度為核心,由亞非拉近30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十分堅定地捍衛《公約》的原則和精神,堅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分,為維護發展中國家團結、捍衛發展中國家共同立場發揮了重要作用。沙特代表團團長每次締約方大會期間都組織“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部長開會,幫助交流看法、協調立場。發展中國家政府間國際組織南方中心和非政府智庫第三世界網絡為“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參加談判、溝通協調立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與其他集團對話溝通,展現靈活性和建設性。
我們積極配合“77國集團+中國”主席國的工作,支持非洲集團協調立場,呼應其在適應、資金問題上的合理訴求,與小島國、最不發達國家等集團開誠布公對話,照顧其在1.5℃目標、損失和損害問題上的關切,維護“77國集團+中國”整體團結。已故南非環境部長莫萊瓦時任“77國集團+中國”主席期間,為維護發展中國家團結做了大量工作。新加坡外長維文和環境部長馬善高擔任多個議題協調員,努力彌合各方分歧。在巴黎大會最后階段,各方因減排相關條款表述出現了分歧。我們研判了形勢,從維護發展中國家根本利益出發,反復做個別國家的工作,幫助大會主席下決心復會,避免重開談判,從政治上鎖定了于發展中國家總體有利的成果。
四是講好中國故事。2010年以來,我國代表團在歷次締約方大會前都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
政策與行動》年度報告,宣傳介紹中方應對氣候變化政策行動和成效,闡明中方談判立場。大會期間,代表團設立新聞辦公室,根據談判進程和發生的問題,及時主動召開中外記者會,每次大會都安排與世界主要非政府組織開展坦誠的對話,及時介紹立場,回應各方關切,澄清誤解和不實報道,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我們還連續數年在大會期間應邀與參會的歐洲議會聯盟各國議員進行對話,也與美、英等國立法機構代表進行對話,介紹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和行動,交流和回答議員們提出的問題,用開放透明的態度爭取建立互信,收到較好的效果。我們還在會場設立了“中國角”,舉辦邊會活動,全面介紹中國各地方、各領域、各行業應對氣候變化、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政策、行動和成就,講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故事。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經過多年參加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在各部門的重視支持下,我們已經鍛煉培養了一支近百人、以70后、80后為主體的談判隊伍,這支隊伍的平均年齡比很多國家的談判隊伍都年輕10歲。他們政治過硬、忠誠祖國、了解多邊事務、外語過關、專業敬業、熟悉談判技巧、甘于奉獻。締約方大會談判非常辛苦,通常要出國談判近20天時間,涉及五個以上機構同時開會,包括近百項議題。代表團每天堅持召開晨會,然后開始一天的緊張談判磋商,直到晚上9:00。到會議后期往往要夜以繼日地談判,有時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有幾次談判異常激烈緊張的時候會出現連續20多個小時不眠不休的情況。代表團駐地通常離會場很遠,代表團成員都能甘于吃苦、克服困難,喝涼水、吃泡面、睡地板,在體力、心理承受巨大壓力情況下,依然保持旺盛的工作熱情。有時候談判就卡在一個單詞、一句話上,這后面包含著十分復雜的問題,關系著某一方面的國家利益,也關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制度安排。談判代表們都十分嚴謹認真,與主要締約方反復磋商,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措辭、表述。《巴黎協定》及其實施細則中很多條款和用詞的表述都有我國的智慧和貢獻,也保證了在最后通過的案文中反映了我們和發展中國家的合理訴求。這支隊伍就是我們國家參與國際事務、多邊外交和全球治理的一支生力軍,也是我們國家的一筆人力資源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