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現碳中和面臨的挑戰
宏觀經濟不可能三角：是指“保增長、調結構，防通脹”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只能選擇其中兩個。
根據著名的卡亞模型，一個國家的
碳排放取決于人口數量、人均GDP、單位GDP能耗強度、單位能源碳排放強度。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碳中和”面臨宏觀經濟轉型、能源轉型和金融轉型這三大挑戰。
首先，面臨宏觀經濟轉型的挑戰。
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世界工廠。2020年，中國制造業占據了全球制造業產出的28%左右，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超過40%。
按照發展和排放的特點，可以將國際社會的
減排分為幾個類型：1．歐美等發達國家是低排放、高發展。2．非洲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低排放、低發展。3．中國目前發展高度依賴高排放，所以，中國目前是高排放、高發展。因為中國特有的供給結構、需求結構、要素結構，決定中國目前還處于粗放型，而非集約型發展模式。
環境經濟學有個著名的庫茲涅茲曲線，它主要闡述了環境污染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相關性。一般而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才會出現“碳達峰”，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早在2010年就說過，發達國家一般是在人均GDP 3-4萬美元時才會達到“碳達峰”，或者實現庫茲涅茲曲線的拐點，而眾所周知，中國人均GDP去年剛剛突破1萬美元，如果按照年均GDP增長5%-6%來推算，到2030年，中國實現“碳達峰”時，中國人均GDP可能剛剛達到2萬美元左右。
所以，即便如此，2萬美元距離發達國家“碳達峰”時的人均GDP 3-4萬美元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國在實現碳中和的同時還要實現較快追趕式增長。
但是理論上宏觀經濟有一個保增長、調結構，防通脹的宏觀經濟不可能三角，換句話說，你不可能同時實現這三個目標，只能選擇其中兩個目標。
從某種程度上講，碳中和本質就是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綠色供給側改革，同時確保經濟高速增長，那么就要犧牲物價穩定，這意味著“碳中和”會給宏觀經濟帶來物價上漲的潛在風險，這就是中國
碳市場與碳中和面臨宏觀經濟轉型的挑戰。
第二，面臨能源轉型的挑戰。
眾所周知，中國的能源結構，“富煤、貧油、少氣”，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國，2020年能耗折合標準煤將近50億噸，碳排放將近100億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家，占全世界碳排放28%左右，我們的碳排放超過了“美國+歐盟+日本”三大經濟體排放的總和，大約是美國的2倍，歐盟的3倍。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近期指出，我國煤炭消費占比仍然超過50%，我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是發達國家的2.1倍，而我國單位能源碳排放強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
發達國家這樣的能源轉型一般是三個階段：首先是煤，然后過渡到石油、天然氣，最后才過渡到風電、光伏等新能源。而中國目前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結構，2020年，中國石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是73%、43%，這意味著我們能源轉型不可能依靠石油和天然氣，需要跨越式進入到新能源階段。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之下，中國的能源低碳轉型也同樣面臨巨大的挑戰。
第三，面臨金融轉型的挑戰。
中國的金融結構是以間接融資，也就是以銀行為主，存在著兩個風險：
其一是中國的證券市場、資本市場對于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作用相比于銀行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其二是中國金融資產，據統計，2020年底我國金融業機構總資產為353.19萬億元人民幣，其中，銀行業機構總資產為319.74萬億元，證券業機構總資產為10.15萬億元，保險業機構總資產為23.3萬億元。如果穿透這些巨量的金融資產，它的底層基礎資產有很大一部分比例都是化石能源資產，遠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根據美國著名學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研究，世界化石能源資產可能會在2025-2030年之間發生一次危機，也就是化石能源資產將會大幅度貶值縮水，特別是以煤炭為代表的資產，比如說煤電，未來的違約率可能會很高，導致金融體系資產風險敞口很大，這就是中國金融資產在“碳中和”時代面臨的重大風險。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結構以資源密集型、以制造業為主，能源結構以煤為主，金融資產結構以化石能源資產為主，導致中國“碳中和”的風險壓力巨大。
在此，我們可以專門比較一下中國和美國的發展，這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對標，也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之間的對標。
2020年，中國人口大約是美國的430%，GDP約為美國的70%，能耗大約是美國的150%，碳排放大約是美國的200%，廣義貨幣發行量（M2）大約是美國的175%。
這樣一組數字對比說明，中國的經濟效率、能源效率、金融效率都有待提升，如果要如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可能我們的經濟、能源、金融都要綠色轉型，這就是發展和減排的“兩難”，也就是中國當前碳市場與碳中和面臨的巨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