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碳政治”問題上，中國的話語策略無疑要因勢利導利用目前西方形成的話語，強調在面對人類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機面前，每個國家應以高度的道德感來共同承擔責任。但話語構建絕不僅僅是官方文件的意識形態口號，而是要轉化為一整套自我理解和思考問題的觀念系統，從而將這個觀念體現在思想、文化、政策和法律等各個領域。就回應全球“碳政治”而言，這種話語建構至少應當在以下三方面努力：

       第一，在政治哲學上，構建對全人類的道德關懷與中國古典哲學傳統之間的內在關聯，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充實具體政治內容。目前，中國雖然已成為全球大國，但是真正引起西方世界敬畏的是中國古典文明。盡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悄然成為當代中國政治的倫理基礎，但究竟“復興”什么，依然缺乏具體內容。在回應全球“碳政治”的過程中，復興中國古典文明中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以及背后的一整套自然哲學和政治哲學，恰恰構成中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平等對話的前提，從而使得中國加入到全球話語體系的建構中。由此，中國完全可以從中國古典哲學的角度對全球“碳政治”給出一套全新的普適主義的理解和解釋。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古典哲學的復興就與全人類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如果說過去三十年，我們基本上是在發展主義和經濟主義的立場上來理解我們的生活，由此導致中國人缺乏內在的倫理精神和生存意義。那么在“碳政治”的背景下復興古典政治哲學思想，無疑有助于打開今日中國人“自我利益”的牢籠，使得每個人關注他人，關注全人類。

       這樣，中國的“科學發展觀”就不能簡單理解為左翼政治的主張，而必須理解為中國人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思考，理解為中國人基于對全人類命運的關懷所積極承擔的倫理責任。若能進行這樣一種話語的有效建構，那么地方各級官員推廣節能減排的努力就不僅是官僚制下按部就班完成一項工作，而企業進行的節能減排的技術和產品創新就不是單純追求市場利潤，而在這些工作的背后就多了一份促進人與自然和諧、關懷全人類命運的倫理美德，而這無疑也會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增添倫理意義。

       第二，在國際關系中，強調在應對涉及全人類共同利益的氣候問題上，“國際法高于國內法”。近代以來，由于我們在國際結構中處于弱勢，利用主權話語、強調國內法高于國際法，在許多重大國家問題上（比如應對國際人權）為我們贏得了主動。但在“碳政治”中，國際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之類的國際法對我國有利，相反美國通過的《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以及歐盟國家通過的征收“綠色關稅”等國內法不利于我國。我們目前的減排壓力與其說來自國際法層面，不如說來自歐美國家的國內法層面。怎么辦？

       面對這個問題，我們目前主要訴諸國際貿易中的自由貿易原則和貿易保護原則之類的經濟話語。這種經濟話語本身訴諸利益計算，并沒有道義上的正當性基礎。相反，如果強調在氣候問題上國際法高于國內法，不僅宣稱了一套西方人普遍接受的世界主義的普適話語，而且為譴責并并通過貿易戰反擊美國和歐盟各國的國內立法奠定了道義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