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上個世紀50-60年代美國經濟大繁榮會發現，“黃金時代”是多重中長期紅利交織、共同作用的結果，具體來看至少包括四大紅利：技術紅利、人口紅利、改革紅利以及市場紅利。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大發展帶來的市場紅利，無疑是馬歇爾計劃留給“黃金時代”的一項“偉大遺產”。

一、技術紅利：第三次科技革命

從技術生命周期視角看，一項新技術沿著S曲線生命周期發展的五個時期，即創新期、增長繁榮期I、震蕩期、增長繁榮期II和技術成熟期。其中創新期和增長繁榮期I又統稱為技術導入期，增長繁榮期II和成熟期統稱為技術展開期(ARRY S.DENT所著作的《下一個大泡泡》)。

上個世紀50-60年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技術導入期，電子計算機、核電等開始進入由軍用進入民用市場，并得到了較快的發展。

(1)電子計算機：40年代后期的電子管計算機為第一代計算機。1959年，出現晶體管計算機，運算速度每秒在100萬次以上。60年代中期，電子元器件集成電路獲得重大進展，每秒運算達千萬次，它適應一般數據處理和工業控制的需要，使用方便。

(2)航空技術：1957年，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第二年美國也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1961年蘇聯宇航員加加林乘坐飛船率先進入太空，由此刺激了美國，肯尼迪政府開始了60年代規模龐大的登月計劃，歷經約翰遜、尼克松兩屆政府終于在1969年實現了人類登月的夢想，而登月計劃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期。

(3)核技術：1945年，美國成功地試制原子彈后，四年后蘇聯也試爆原子彈成功。1952年，美國又試制成功氫彈。1953年～1964年間，英國、法國和中國相繼試制核武器成功。此后原子能技術逐漸從軍事領域逐漸向工業領域擴展。1954年6月，蘇聯建成第一個原子能電站。到1977年世界上有22個國家和地區擁有核電站反應堆229座。

二、人口紅利：嬰兒潮以及城鎮化大發展

影響二戰后美國經濟的人口因素主要有兩個——嬰兒潮以及城鎮化浪潮，兩者都帶來了勞動力數量以及質量的提高。

首先是嬰兒潮的影響。二戰后的1946年至1964年這18年間，美國嬰兒潮人口高達7600萬人，這個人群被通稱為“嬰兒潮一代”。盡管嬰兒潮造成了上個世紀50-60年代美國人口撫養比的提升，但更多有利的作用抵消了上述不利影響。一是，嬰兒潮世代出生在戰后，從社會到家庭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下一代的培養上，因此相對其他世代嬰兒潮一代的家庭重視教育程度更高。二是嬰兒潮直接刺激了美國居民的消費需求，包括住房需求、與住房相關的耐用消費品需求、以及玩具、卡通等非耐用消費需求。

其次是城鎮化的影響。二戰后美國的城鎮化率大約為55%左右，到上個世紀70年代初已經超過70%。城鎮化不僅將大量人口從生產效率相對較低的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為工業化生產提供了廉價勞動力；而且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拉動了投資需求，而城市基礎設施完善為工業化的崛起提供了各種必要的社會服務。

三、政策紅利：增長性貨幣財政政策

馬歇爾計劃之后，即1950年以后，美國政府宏觀調控開始做出調整，放棄戰時廉價貨幣政策，這與1950年越戰各地開始相繼發生通貨膨脹有關。通貨膨脹讓美國政府認識到貨幣政策的重要性。美國貨幣政策開始逆風向操作，即當經濟增長時，美聯儲減少貨幣供給，提高利息；而當經濟下滑時，美聯儲增加貨幣供給，降低利息。盡管放棄了廉價貨幣政策，但上個世紀50-60年代美國宏觀調控仍然是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增長性貨幣財政政策。

一方面，貨幣政策的穩增長目標被放在首要位置。1952年美聯儲為貨幣政策制定的目標是貨幣存量長期而合理的增長。在1952年年報中，美聯儲制定的目標是“滿足經濟增長的要求，限制銀行信貸和貨幣的擴張，使之與無通脹的高速經濟增長保持一致”。

這一原則在1954年1月的總統經濟報告中被再次強調：“貨幣供給額增長要與產品及貿易的實際經濟增長保持一致，這是減輕通貨緊縮壓力，維持股權價值及保持美元購買力穩定所必須的”。

另一方面，財政政策亦具有強烈的增長性特征(廣義)。戰后50年代，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兩屆美國政府實行的是一種“補償性”財政政策，之后60年代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實行的是“增長性”財政政策。

兩者的區別在于，是以經濟周期性衰退還是以實際產出水平低于充分就業產出水平作為執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信號，但無論哪種，都屬于凱恩斯主義在宏觀經濟政策領域的應用，因此相機抉擇保增長的意味強烈。特別是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側重點不在于傳統的擴大政府開支而在減稅。

1963年初肯尼迪向美國國會遞交了減稅和改革稅制的特別咨文，要求削減個人所得稅20%，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由91%下降到65%，公司所得稅最高稅率由52%下降到47%。肯尼迪遇刺后，約翰遜繼承了他的政策，這個減稅法案于1964年被國會通過并實施。這種增長性財政政策不再是單純的需求管理，而是“需求+供給”雙管齊下，好處在于為上個世紀50-60年代美國經濟的穩定發展提供了便利，壞處在于為美國經濟70年代的滯脹埋下了禍根。

 

四、市場紅利：馬歇爾計劃開啟第三次并購浪潮

除了有效化解國內過剩產能外，馬歇爾計劃開啟了美國第三次并購浪潮，跨國公司的大發展為上個世紀50-60年代美國經濟“黃金時代”提供了“國內+國外”雙重市場紅利。

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美國經歷了三次企業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發生于19、20世紀之交，主要為同一產業部門的大企業吞并小企業。第二次兼并浪潮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其特點是從控制生產開始，到控制原料的供應和加工，直至最終控制銷售市場。

第三次兼并浪潮就發生在二戰后，從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其特點為混合合并，形成的混合聯合公司從一開始就不是僅以爭奪美國國內市場為主要目標，而是以世界市場為導向。

現代跨國公司首先在美國飛速發展的原因是：

(1)美國在戰后憑借其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地位，掌握了世界經濟的領導權。二戰結束后，利用美國對西歐各國援助的機會，美國政府與被援助國簽署有利于美國對外投資的雙邊協議，包括美國監督受援國重工業，受援國放棄國有化，并且給予市場充分自由，保障美國對外投資安全，減低關稅，給予美國企業免稅條款等。

(2)美國政府對待企業特別是對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寬容的態度，國內通過美國進出口銀行給海外投資的企業提供廉價的貸款。

這些條件給予了美國對外投資極大的便利。美國對外投資1945年為84億美元，1950年增長到了118億美元，1955年194億美元，1960年319億美元。從1950年到1960年，美國對外投資規模同比增長一直穩定在12.9%。

　

到1960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國際直接投資的47.1%。到 1965 年，美國的跨國公司達 3 300 家，控制大約 23 000個海外分支機構和全球對外投資的 60%。這些投資中，礦業、石油等產業占比最大，約占40%左右，其次是制造業，約占33%左右，并且逐年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