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環境管理的難點在于，面對環境博弈的“囚徒困境”和怪圈，我們既不能遏制企業間的競爭，又要盡可能保證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既然新常態為環境管理創造了機遇，提供了保障，那么該如何找到“囚徒困境”的要害，擺脫環保的“囚徒困境”，實現經濟與環境之間理想的納什均衡？如果說環境資產觀的建立是從意識層面為擺脫環保“囚徒困境”掃清障礙，那么創新環境管理和機制設計則是從制度層面為擺脫環保“囚徒困境”保駕護航。

博弈論告訴我們，要想從“囚徒困境”中解脫出來，達到理想的納什均衡，必須要從游戲規則的制定入手，要讓所有的決策主體知曉各方的支付函數和成本矩陣，要創造合作共贏的協作機制。所以，最重要的任務是借助政府這一外力制定新的“游戲規則”，以打破原有的“納什均衡”。雖在在這一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限制一些企業和個體的利益，但必將帶來社會整體的更大收益。

第一，建立環境資產觀，盤點環境資產、盤活環境資本。環境雖然沒有價格，卻有價值。利用環境資源時不需要支付價格，并不能否定環境是一種生產要素特性。應當將環境視為一種生產資料，從市場的視角有償使用環境。為此，要加強環境信息平臺建設，規范制定環境量化標準，利用環境資產負債表等工具盤點環境資產，以積極的環境資產觀為每個地區創建環境資產賬戶。通過公開透明的信息公開，調動各利益主體的積極性，盤活環境資產，利用環境資產謀求新的增長方式。

第二，建立健全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政策措施和生態補償機制，引導居民、企業和地方的預期。既然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權衡發展結果是由多方博弈造成的，那么只要進行激勵、約束機制創新，改變不同主體的目標函數和支付函數，就能夠設法得到高水平的納什均衡，實現新常態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在環境管理過程中，將外部成本內部化，是實現保證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條底線的根本思路。一是針對企業征稅、征費將外部性內部化。將環境看作生產資料，參與產品的產出，實現環境資源的有償使用。將企業產生的污染與成本掛鉤，讓生產者承擔治理污染的相應費用，從而有效減少污染的產生。二是構建地區間的生態補償機制。環境產權不明晰是環境受到損害的主要原因。因此，應明確各方的權利與責任，明確補償范圍和補償對象，建立合理規范的生態補償核算體系，實現環境保護的成本轉移支付。

第三，建立有效的信息平臺和多主體協商機制。可以主導建設三個平臺：（1）企業、居民、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協作平臺。（2）區域或流域性的政府協商合作平臺。地方明確明晰地區間的環境財產權和使用權，有效避免環境管理過程中的政策失靈和市場失靈。通過地方政府的協商與共謀，使地區間形成利益整體，使原有的外部性完全內部化，從而有效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3）構建污染源環境監管信息平臺，公開環境責任的主體，不再讓社會全體為個別企業的污染行為買單。

第四，以生態文明為導向，通過政績考核機制的改革實現對綠色發展的激勵。破解環境保護“囚徒困境”的關鍵點在于改變地方政府環境管理的行為決策，而其關鍵在于建立新的以生態文明為核心的政績考核標準。只有通過政績考核改革，才能通過行政手段對環境保護進行有效的激勵與制約。應該拋棄原有的只看任期內經濟發展業績的考核制度，建立以環境保護和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為導向、重視可持續發展的長期成效的領導干部政績考核指標，將環境保護作為考核的重中之重，從而實現對綠色發展的有效激勵。

推進基于生態文明政績考核標準的關鍵在于中央政府是否有決心擺脫環境與經濟的“囚徒困境”，是否有信心解決環境保護面臨的困境，是否有耐心迎接經濟的成功轉型。這種決心既來自人民群眾逐漸提高的環境需求，也來自作為社會計劃者的責任；這種信心既包括升級環境技術、改進生產工藝的科技自信，也包括以生態文明為綱、以綠色發展為要的政治自信；這種耐心既源于對深化體制改革的充分準備，也源于我國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是發展與生態、人類與自然、現在與未來的一場無限次重復博弈。千金散盡還復來、生態環境卻無復逆轉。新常態下的經濟與環境不再是沖突的、取舍的、權衡的，而是協調的、共進的、互促的；新常態下的經濟與環境不再是守住金山銀山、不顧綠水青山，而是守得住綠水青山、何愁金山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