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德國加入“退煤俱樂部”，徹底脫離煤炭的預期可以給未來提供諸多的積極信號。當然，反面的效應也可能存在，特別是這個20年的目標如果缺乏短期有效政策配合的話。

如何實現這120個煤電站的關閉，無疑是個集體行動問題。類似中國的戰場指揮官模式，振臂一揮發倡議書，說“大家關啊”肯定是不行的；畫出一條線，比如300MW以下以及2000年之前的都關，落到誰頭上誰倒霉，要顧全大局地“犧牲”掉，也缺乏現實合法性。如果政府以贖買的方式實現這種棄煤目標，其成本（具體而言，是全部民眾的成本）無疑將是高昂的，被德國有很大社會影響力的環境經濟學教授Ottar Edenhofer稱為“昂貴的計劃經濟實驗”。Ottar身兼大學教授、兩個研究所的所長三職。但是，他一直鼓吹的是采用碳稅，而不是這種供給側“命令-控制”型政策來解決氣候問題。

但是，現實的政治的確比教授的最優框架要復雜得多。在政策工具上，德國的經濟能源部（BMWi）與環境部（BMU）的分歧已經公開化。后者對于理論上全局最優的碳稅表現出極大興趣，而前者卻從不從這一角度看待問題。一個猜想是：此種效率最優的政策工具，會顯著提高工商業電價（這恰恰是其有效率的原因），這是代表工業界，特別是德國最具國際競爭優勢的汽車等制造業、電子、化工行業的經濟能源部最為關心的。

這一關切也明確體現在委員會報告上，“如果減少和停止燃煤發電產生了額外的成本，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來抵消這些成本的影響”。經濟能源部已經表態要為此籌集安排補貼資金，要為這些煤電退出支付補償，以及為可能的消費者負擔增加提供補貼。理論上，這起碼有受影響（下降）的電價（從而造成需求反彈，完成各種目標更加困難）、補償資金的機會成本、接受補償機組的道德風險等諸多效率損失因素。

聯想到經濟能源部在德國《工業戰略2030》、西門子與阿爾斯通機車業務合并、關鍵基礎設施（電網等）保護上的一系列動作，這一部委跟中國發改委的角色差別明顯比原來小了。不同于講英語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比如美國、英國往往沒有產業政策的概念），傳統上歐洲大陸國家的國家干預色彩更重。在社會主義思潮的誕生之地德國的這種現象，其內部也引發了不斷的爭議。

筆者相信，關于目標確定之后的有效與有效率的政策工具的問題，無疑在今后將繼續成為一個討論的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