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碳交易，一般是指各國或地區政府確定一個碳排放總額并配額至企業，超過或低于配額的企業可以通過交易排放額的方式滿足各自需求。碳交易主要優點：（1）具有更高的效率。碳排放具有典型的負外部性特點，科斯定理（1960）通過明確產權、利用市場力量解決外部性的思想為碳交易提供了理論基礎。在相關政策的配合下，碳交易制度能夠清晰界定碳排放產權，使得企業之間自發以較低的成本實現碳排放量的最優分配，在這一條件下，市場運作是高效率的。同時，碳交易市場能夠吸引多類市場參與者，包括企業、銀行、基金，這些機構的參與會進一步提升配置效率。（2）具有更好的靈敏度。由于各企業能夠運用價格體系自行進行市場交易，使得污染外部成本內部化，在調節靈敏度上也具有優勢。（3）有助于同國際接軌并提升中國的影響力。我國目前是世界最大碳排放國，在碳中和的條件下，各國必定會不斷完善碳交易體系，推動國內形成發達的碳交易市場有利于未來碳排放定價權的競爭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維護大國形象。

目前，我國碳交易產品包括碳排放配額和碳核證減排量。碳排放配額交易從2013年在深圳、上海、北京、廣東和天津五個省市率先開始試點交易，截至2021年5月底有8個省市加入了試點碳市場的行列。隨著2021年7月16日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開啟上線交易，我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初步形成。

表1

所謂碳稅，主要是各國或地區政府針對區域內企業在生產或經營時所產生的碳排放，對其中的碳含量多少進行的征稅，是一種價格導向的政策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使得碳排放的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趨于一致。碳稅主要優點：（1）更高的制度穩定性。碳稅屬于稅法框架下的內容，具有固定性和法律性，在制度上更加穩定。（2）有利于企業優化減排路徑。由于碳稅所提供的價格信號相對穩定，企業可以據此調整生產并選擇最優減排路徑。（3）更容易產生“環境紅利”與“經濟紅利”雙重紅利。征稅所得可以作為企業提高技術的補貼，這一過程會增加碳排放的私人成本，提升技術升級的動機，有利于促進綠色節能技術發展的“環境紅利”與“經濟紅利”。

芬蘭、英國、法國、挪威、日本等國家都是施行碳稅的代表性國家，但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產生了不同的效果。芬蘭是第一個征收碳稅的國家，液體燃料和煤炭按照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碳稅，其他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征收碳稅。2005年，在芬蘭加入歐盟建立的碳排放權交易體系（European Union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后，為了提升企業參與碳排放權交易的活躍程度，芬蘭向涉及碳排放權交易的企業提供了碳稅的政策優惠，返還能源生產行業企業繳納的碳稅，對電力、航空等行業企業予以免除碳稅的政策。

日本在2007年以征收環境稅的名義對煤炭、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汽油等征稅，計稅依據是化石燃料的含碳量。2010年，日本在東京的工業和建筑業開始推行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兩種機制并行加劇了企業和居民的負擔。2011年，日本進行了稅制改革，將環境稅改為附加稅，其計稅依據是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大幅下調稅率。2012年，日本將環境附加稅改為碳稅，征稅對象為使用化石燃料的上游電力企業及下游家庭消費，但對家庭使用的煤油提供減免50%的稅收優惠。

英國的氣候變化稅相當于碳稅，采取最低碳價機制，當碳排放權交易的成交價格低于政府規定的最低碳價，通過加征排放價格支持機制稅來彌補差額、穩定碳價。英國政府還為能源密集企業提供了另一項稅收優惠政策，企業只要能夠完成協議規定的減排量，就可以享受氣候變化稅的減免。挪威在1991年開征碳稅時，石油和天然氣開采行業的碳稅稅率設置較高，金屬制造業、煤炭加工業、航空和海洋運輸業的稅率較低。2005年，挪威加入EU ETS，但并未提供任何稅收優惠政策。油氣、造紙、航空等部門同時受到碳稅和碳排放權交易的約束，加重了企業的負擔。法國在2014年開征碳稅，主要針對化石燃料征收，與EU ETS的行業覆蓋范圍沒有交叉。

表2

上表展示了這五個國家2008-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情況，可以看到除了挪威之外，其他四個國家的碳交易權與碳稅配合的碳減排機制都卓有成效。

但取得以上成績的同時，我們應看到碳交易和碳稅這兩種機制不足之處。碳交易而言，它至少存在以下幾點劣勢：（1）碳價格的界定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由于碳價格從理論上應以碳排放的社會成本為基礎，將長期損害折算為當下成本，而未來的長期損害估算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目前各國的評估報告分化巨大，這可能導致碳價格在界定中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2）監管成本更高。由于碳交易中的碳排放價格由市場決定，受到制度人為設計和政府監管調整的影響，存在較高道德風險和監管成本。（3）遵從成本更高。碳排放價格在市場交易中會產生較大波動，這會導致企業在選擇方案過程中產生更高的遵從成本。（4）有潛在的金融風險。碳交易市場具有金融市場的特性，且市場參與主體廣泛，很可能產生金融系統性風險問題。

碳稅也同樣存在兩方面的明顯不足：（1）靈活性和靈敏度較差。稅種的出臺和調整需要經過嚴格的程序，具有一定的時滯，靈活性較差。碳稅自上而下的調控模式也會影響調控的靈敏度。（2）對碳排放量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由于碳稅為價格導向，并不能直接對碳排放量進行限制。在實現碳中和的背景下，可能存在無法量化減排目標、碳排放量數量調控確定性程度較低的問題。

邏輯上，碳交易與碳稅在調控成本、靈活性等方面存在差異，而這種差異實質上也為構建兩種制度的組合與搭配、互補與運行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