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是新興經濟體最為集中的地方，是未來增長的主要來源，各方都對亞洲戰略有不同程度的染指，美國有新絲綢之路、俄羅斯有歐亞經濟聯盟、蒙古有草原之路、韓國有新歐亞合作倡議等等。作為當前全球經濟最具有活力的地區，亞洲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壓縮型的工業化與爆炸式的城市化造成的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等問題也越來越成為制約區域經濟增長的障礙。亞州地區的二氧化碳排放占世界的比重已經從1990年的24.7%上升至了2014年的47.4%，超過了歐洲和北美排放量的總和，已經成為全球排放增量和增速最大的地區，霧霾等復合型的公害與環境問題的加劇，生態上積累了大量赤字。從當前世界銀行、亞洲銀行等投資項目執行情況看，環境、氣候等可持續發展問題正越來越成為項目落地的前提條件和成功實施的關鍵要素。

里約+20地球峰會確立了全球“綠色經濟”發展的主題，今年即將召開的巴黎氣候大會（COP21）也將確立全球新的氣候協議及2020年后的行動。在亞洲國家中，日本和韓國分別提出了建設低碳社會和綠色增長戰略，我國在《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中也明確了國家“綠色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基本途徑，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國家戰略來實施，亞洲市場占全球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的份額約在85%左右，中國、韓國、日本、泰國、越南、哈薩克斯坦等國也正在建立本地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應該說綠色和低碳的發展主題在亞洲已經有了很好的政治經濟基礎，具備了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條件。現行的博鰲亞洲論壇、東亞峰會、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等都可以作為亞洲低碳事務協商的重要平臺。

倡導以綠色低碳為特征的“實實在在的轉型”和“沒有水分的增長”對各國而言都更像是“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況且環境和氣候災害在亞洲地區的影響是共同的，就氣候變化而言，如臺風、洪澇、干旱等，亞洲地區比世界其他地區有更為直接的聯系，亞洲地區需要共同的適應和減緩措施來協同應對，防范環境和氣候風險。亞洲地區存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各國的經濟形態、產業結構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減排成本有高有低，亞洲地區有潛力發揮最大的合力，通過市場機制有效降低全區域內的平均減排成本，提高亞洲地區整體的經濟效率水平和綜合競爭力，以較低的代價實現區域經濟綠色轉型和低碳發展，并有可能通過碳補償機制來減少貧困和改善公平。

亞洲地區經濟和貿易往來密切，但現實看亞洲一體化進程仍障礙重重，現有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開放政策來之不易，很容易受到新的地緣政治變化、新的貿易談判的影響，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中就已經出現了綠色貿易壁壘的苗頭。盡早推動亞洲低碳共同體建設，開展區域間低碳發展的共商、共享、共建，有助于釋疑解惑，鞏固現有的貿易合作伙伴關系，并有可能開拓出新的綠色產品、技術、服務貿易種類。事實上，中國在綠色產業已經積累了較大優勢，特別是在新能源裝備制造領域，這種產業的標簽是“先進”、“新興”，不會給人“落后輸出”、“污染轉移”的質疑，推動的大通道、大基地建設也更符合國內西部的生態條件和資源優勢。當前，綠色治理領域已經并正在形成一系列新的國際制度和規則，出現了一些新的綠色要素市場，融入、參與和引導都是借力的方式，也正好嫁接如亞投行這類低成本國際開發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