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來講，綠色溢價是指某項經濟活動的清潔（零碳排放）能源成本與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負值意味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對高，經濟主體有動力向清潔能源轉換，從而降低碳排放。綠色溢價和碳價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聯系的概念。但綠色溢價作為一個分析工具，相較碳價有三個優勢。

　　首先，綠色溢價是比碳價更廣的概念。如果說碳稅和碳交易等狹義的“碳價格”不足以糾正超時空的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在更大范圍的干預，綠色溢價可以提供一個包含碳價在內的綜合考量。降低綠色溢價可以碳稅和碳交易為載體，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來實現，比如公共部門在促進技術進步和創新方面增加投入，行業和產品的綠色標準制定，建設降低清潔能源使用成本的基礎設施等。

　　其次，綠色溢價衡量的是現狀，而估算碳價涉及對長遠不確定因素的評估。估算碳價是由遠及近的方法，把碳排放導致的氣候變化的長遠損害折現為當下的成本，綠色溢價是由近及遠，估算當下的成本差異，以此為基礎分析未來可能的演變路徑。在長遠的目標（碳達峰、碳中和）已經確定的情形下，綠色溢價作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強。

　　第三，碳價格是一個整體劃一的概念，綠色溢價具有鮮明的結構性特征，由于技術條件、商業模式、公共政策的差異，各行業的綠色溢價不同，甚至有很大差異，對不同行業綠色溢價的估算有助于評估政策措施在不同領域的可行性。依據對新技術、新模式、以及規模效應門檻值的假設，綠色溢價可以幫助我們判斷在實施路徑上的一些關鍵時間點與指標。

　　本報告的一個重要創新就是把綠色溢價的概念應用到中國，發揮中金研究對相關行業的深刻理解，通過估算不同板塊的綠色溢價，作為我們分析碳減排路徑的抓手，并以此為紐帶和參照體系，把自上到下的宏觀分析和從下到上的微觀分析結合起來，提供一個系統性研究。

　　我們的行業研究團隊估算了8個碳排放量較大的行業的綠色溢價，當前場景下非乘用車交運以及建材行業（水泥、玻璃等）的綠色溢價分別是141%、138%，即用清潔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高1-2倍。技術相對成熟的造紙、有色、鋼鐵、乘用車和電力行業也有 3%-17%的綠色溢價。這說明僅依靠市場價格提供的利益驅動機制，綠色轉型的動力欠缺，而這8個行業占我國碳排放總量的88%。

　　我們用8個行業的碳排放占比作為權重，估算當前加權平均的綠色溢價在35%左右，其平價（即綠色溢價為零）隱含的碳價在377元人民幣/噸碳。這個水平在國際研究文獻估算范圍（37-266美元/噸碳）之內，但如上所述兩者在概念上有差異。基于可獲得的數據，我們也估算了2015年以來的8大行業加權平均的綠色溢價，由此形成的中金綠色溢價指數顯示，清潔能源轉換價格在近幾年明顯下降（但背后不同行業的差異大）。

　　降低綠色溢價有兩個載體，降低清潔能源的使用成本和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如果降低綠色溢價完全靠增加化石能源成本，其所要求的幅度可能對經濟帶來很大的沖擊。理想的辦法是降低清潔能源成本，或者降低單位GDP的能耗，這些要求技術進步和社會治理方面的創新，對經濟是一個正面的供給沖擊，給發展帶來新機遇。

　　值得一提的是，綠色溢價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隨著清潔能源價格下跌，綠色溢價下降，經濟主體對化石能源需求減少，其價格下降，反過來會提升綠色溢價。由此清潔能源價格從現在的水平下降到化石能源價格當前水平之下，并不一定符合碳中和的要求，我們需要動態地看綠色溢價的變化及其含義。最終來講，公共政策需要通過直接或間接干預為化石能源價格、從而碳價格設立一個下限。作為分析和政策操作工具，衡量碳排放社會成本的碳價和衡量私人部門利益驅動的綠色溢價兩者應該并行不悖，互為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