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碳中和，從根本上來講是發展模式變化、經濟結構轉型，背后是相對價格變化的驅動。無論是碳稅、碳交易形成碳價格，還是行政性監管和綠色金融等措施，其促進碳減排的傳導載體都是提升化石能源的價格和降低清潔能源價格。在新的模式下，清潔能源將成為人類社會健康生活、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基礎。但從舊均衡到新均衡的轉型過程中，相對價格變化作用于經濟是有摩擦的，對經濟來講是一個供給沖擊。

　　具體來講，碳價格在供給端體現為生產成本上升、需求端體現為實際收入下降，有點類似石油供給減少的影響，在宏觀經濟上有滯脹的特征。滯脹的壓力有多大？我們的CGE模型估算顯示，在沒有技術進步的情形下，中國在2060年難以實現碳中和。技術進步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碳價格上升是一個利益驅動力量，由此對GDP增長有負面影響，同時帶來價格上升。我們的行業研究顯示如果在現階段把綠色溢價降到零，對建材、化工等制造業將帶來很大的成本上升壓力。

　　就結構影響來講，一些經濟活動、技術、甚至行業將被新的模式替代，傳統能源尤其煤炭行業受到的沖擊大，相關的基礎設施、制造和服務部門的就業將下降，清潔/再生能源及相關部門的就業上升。化石能源的分布基本是自然稟賦，對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來講，轉型必然帶有區域特征，化石能源生產大省和地區受到的沖擊較大，而這些一般是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同時傳統能源價格在一段時間上升，對低收入人群的影響比中高收入人群大。應對這些結構調整和收入分配問題，需要公共政策尤其財政發揮作用。

　　深層次來講，碳中和給經濟活動施加了影響各個層面、但自由市場難以定價的單一數量限制，這是市場經濟和公共政策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問題。在這個硬約束下，如何在糾正市場機制缺失的同時避免政府過度干預，如何平衡短期與長期、局部和整體利益，沒有先例可循。這個過程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將如何呈現，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根本可能在于對社會主流思維的沖擊。如何看這個問題？

　　展望未來，我們可以想象三個情形：（一）碳中和的努力沒有取得成功或者成功來得太遲，全球氣候變化將對人類社會帶來重大損害；（二）碳中和的努力取得成功，但主要靠增加能源使用成本來實現，全球經濟在長時間內面臨滯脹的壓力；（三）公共政策包括國際合作促進技術和社會治理創新，碳中和帶來新發展格局，人類享受更高水平、更健康的生活。

　　這三個情形都意味著對過去40年占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挑戰。對于氣候問題這樣的超越時空的外溢影響來講，用外部性來彌補新古典的完整信息、確定性、充分競爭的基礎性假設，是不是足夠？怎么解釋碳排放這樣單一、數量指標成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統一的約束因素？在實現碳中和過程中，公共政策、社會治理機制與市場機制之間的互動將怎樣演變？估計只有時間能給出這些問題的答案，碳中和的過程將促使人們更深刻認識現實市場經濟和新古典的理想市場經濟的差距。

　　我們需要反思新古典經濟學的偏差，向古典經濟學回歸。古典經濟學家像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認知到人類活動在自然的限制中發生，也強調社會倫理與人文等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應對氣候變化提示我們經濟研究需要重新審視自然的角色，在勞動力和生產性資本之外，我們還要考慮自然資本（水、空氣、森林、生物多樣性、海洋等），而自然資本沒有自由市場形成的價格，需要公共政策和社會治理發揮作用。在效率與公平的平衡中，對公平的重視將增加。

　　走向碳中和對所有人來講都是一個長期的學習過程，這篇報告是我們認知這個問題的努力，偏差和錯漏難免，中金研究將緊跟形勢發展，及時更新我們的分析和評估。

　　文章來源

　　本文摘自：2021年3月22日已經發布的《碳中和經濟學：反推式變革的七個思考 》

　　分析員 彭文生SAC 執業證書編號：S0080520060001 SFC CE Ref：ARI892

　　彭文生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