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問題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治理污染的共識是肯定的，但是三地到底誰承擔污染責任、誰承擔治理污染的成本，是一直難以解決的問題。”馬曉河說。

一年來，在大氣污染治理問題上，京津冀及周邊地區互相之間存在一定偏見，都認為對方污染嚴重影響了本地，如果周邊地區能加大治理力度，本地霧霾就能減輕。

在記者采訪中，北京人士認為是河北和天津“污染”了北京；河北人士則認為，河北中南部地區在冬春季節霧霾最嚴重，而這時刮的是北風，說明很多污染物是從北京方向刮來的；天津人士也認為自己最冤，夾在北京和河北中間，論機動車污染比不上北京，論工業污染比不上河北。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聯防聯控在體制上還沒能徹底實現，地方之間還都在討價還價。”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研究院院長郝吉明認為，大家應該做好鄰居，在資源、信息、權利、義務平等的情況下討論聯合治霾。

2014年APEC會議期間，在天氣并不給力的情況下出現的“APEC藍”，似乎證明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區域聯防聯控，能夠有效治理霧霾。京津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研究項目領導小組成員、天津市環保局原總工程師包景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APEC藍”成為一次重要環保實踐，為我國治理霧霾積累了大量寶貴數據，被三地作為重要案例研究。

“APEC藍”的背后，是在國務院的協調下，北京及周邊地區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APEC期間，按照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部署，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四省市分區域、分時段實施應急減排。北京工地全部休假，機動車尾號單雙號限行，機關和事業單位調休放假；天津有1953家企業實行了限產限排措施，5903個各類工地全部停工；河北共有2000多家企業停產、1900多家企業限產、1700多處工地停工。

“‘APEC藍’的試驗，證明治理大氣污染特別是霧霾不能各自為政。大氣污染治理方案要走綜合防治的道路。”包景嶺說，三地要力爭做到控污標準、方法一致，比如控煤、控塵、控工業污染、機動車限行、提升油品標準等。

“京津冀聯防聯控正逐漸形成一種機制。”河北環保廳廳長陳國鷹說，“北京曾表態，污染的企業一戶也不轉到河北。河北也表態，污染的企業，河北一個也不要。”陳國鷹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京津冀協同環保規劃應該會在總體規劃出臺后發布，今后京津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也將有統一規劃、統一標準和統一執法。

另外一個關鍵問題是，治理污染的成本如何解決？

今年全國兩會上，農工黨河北省委主委段惠軍在提案中寫到：可以通過由中央和京津冀三地設立京津冀協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基金的方式，支持京津冀地區特別是河北化解過剩產能，治理環境污染，加快推進生態建設。

“建議資金規模可設定為300億元左右，由財政部、環保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型捐贈機構和其他利益相關方代表組成，統籌資金的管理和使用，并接受審計部門監管和社會公眾監督。”段惠軍表示，資金來源包括：一是由中央財政撥款；二是按照共同又有區別的原則，由京津冀協商按一定比例出資；三是由社會投入和社會捐贈；四是在京津冀設立專門的生態環保附加費，如電力、燃油附加費等。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中對于京津冀建立生態橫向補償制度，也將有所突破。”前述參與規劃綱要編制的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