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火電行業相比，工業用煤、散煤燃燒領域的環保政策落實很不到位，污染防治更加緊迫。猶如一個木桶，你不去補短板，而不斷把長板加長，那是沒用的。”專家們指出，超低排放的成本與環境經濟效益不適應，可能花了很大的功夫卻未必很劃算。

治霾，成為了2015年中國環保上市公司峰會的主要議題之一。科達潔能董事長邊程不改“大嘴”的形象，在會上直言三大部委不久前出臺的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方案是“劣幣驅逐良幣”，對治理霧霾作用甚小。

12月2日，國務院召開的常務會議決定，全面實施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為鼓勵引導超低排放，12月11日，環保部、發改委、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了《全面實施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工作方案》。

《方案》提出，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分別在2017年、2018年、2020年實現超低排放。即在基準氧含量6%條件下，燃煤電廠力爭實現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濃度分別不高于10、35、50 毫克/立方米。

目前，我國執行的是于2014年7月實施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的最高排放標準分別是200mg/m3、200mg/m3、30mg/m3。并對達標排放的燃煤電廠執行環保電價政策。其中，脫硫電價加價標準為每千瓦時1.5分，脫硝電價為1分，除塵電價為0.2分，累計0.027元/千瓦時。據《華夏時報》報道，2014年國家為此需要補貼火電企業約1126.74億元。

按照新政策，上馬“超低排放”的燃煤機組將在2.7分/千瓦時的基礎上，再加價1分或0.5分/千瓦時。

王志軒是反對超低排放的代表性人物。他對騰訊財經《棱鏡》表示，燃煤電廠的超低排放空間并不大，然而成本卻是巨大的。

截至2015年10月，我國共有火電裝機量約9.5億千瓦。根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每千瓦超低排放改造單價100元—150元的數據測算，如果全面推廣超低排放，將需要上1000億元的改造成本。

從100降到20可能只要10塊錢，可是從20降到10可能要100塊錢。”一位脫硫脫硝設備供應商對《棱鏡》表示，超低排放的邊際成本較大，很難衡量環境經濟效益。

12月27日，在“環境保護’綠坐標’頒獎暨環保創新案例發布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表示，離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基礎，談高標準的環境治理，搞環保大躍進也是不科學的。

目前，我國執行的是于2014年7月實施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的最高排放標準分別是200mg/m3、200mg/m3、30mg/m3。

王志軒還計算出，如果燃煤電廠全部達到《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的要求，則對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的年排放量分別為367萬噸、182萬噸、55萬噸。如果按照超低排放標準，全國燃煤電廠三項污染物排放量可以再削減132萬噸左右，其中煙塵量可下降10萬噸左右。

“132萬噸相對于全國數千萬噸計的大氣污染物來說，所占比重很小。”王志軒指出，從理論和實踐上都可以判斷出，超低排放對環境質量改善的作用相對較小。

那么已經實行了超低排放的燃煤機組運行的怎樣？

近日，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對山東、河北、江蘇等地12家宣稱達到超低排放改造的燃煤電廠進行了調查，在2015年前三季度的排放數據中，每一家都出現了超過超低排放限值的排放行為。其中某一種或多種大氣污染物不符合超低排放限值的時間比率超過其總運行時間1%的有5家燃煤電廠，超過20%的有2家燃煤電廠。

“對燃煤機組的超低排放改造要加強監管，確保其真實、持續達到超低排放，要防治燃煤電廠以超低排放之名騙取政府補貼的事情發生。”中國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對《棱鏡》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