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能源轉型帶來的巨大資金缺口。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對直接相關的能源結構轉型提出更高要求，對非化石能源的需求急劇上升造成了巨大資金需求，同時污染性產業結構、傳統能源結構也提高了環境污染治理成本。據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計算，依照綠色發展目標和環境保護標準，2014—2030年，綠色融資情景的“低方案”資金需求為40.3萬億元、“中方案”為70.1萬億元、“高方案”為123.4萬億元。其中約85%需來源于社會資本投入。但短期來看，疫情過后拉動經濟增長的需求極為迫切，各項政策密集出臺，資金可能更多流向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拉動效益明顯的領域，環境目標可能被忽略，綠色投資受到影響。

　　二是產業結構升級帶來就業的不穩定性。傳統化石能源行業因其集約效應明顯，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社會就業。然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帶來的落后和傳統產能的淘汰在一定程度上或將帶來就業的不穩定性。特別是疫情時期保就業保增長優先的政策下，對于一些及傳統能源為主要產業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地區來說轉型成本高、影響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陣痛以及疫情因素疊加，可能出現因低碳轉型而導致貧困化等現象。

　　三是綠色技術發展與應用的不成熟。綠色技術的進步和創新是推動能源改革，實現綠色轉型的重要條件，需要在能源、交通、建筑、基礎設施等領域進行大規模推廣與運用。然而我國當前的綠色技術暫時無法支撐我國經濟實現綠色復蘇及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達成。我國亟需加大在清潔能源、碳匯、儲能等領域的技術研發，推動與數字化技術的融合創新，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推動能源轉型和綠色復蘇。

　　四是相關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宏觀層面碳中和目標和政策的提出，需要進一步建立健全政策相關配套措施。一方面要求政府各部委在各領域做好落地政策，同時各部門間需要打破壁壘加強協作；另一方面，市場需要能夠落地的理論和工具支持，要加強對市場參與主體的指引，才能實現綠色復蘇和綠色新政的落地轉化。目前我國綠色復蘇的相關配套措施并不完善，需盡快健全配套機制，如明確部門職責就碳中和目標的達成形成系統化監管體系、針對不同產業出臺節能標準、積極推行低碳產品認證、加快推進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設和運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