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作為黨中央、國務院的執政新理念，在政策層面和研究領域已達成了高度共識。對新常態的理解，不同決策部門、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和新看法，其中不乏相異或矛盾的研究觀點。筆者在對新常態眾多結構性變化因素深入分析后認為，工業化發展階段、需求結構的變化是決定新常態的本質因素，創新驅動、效率提升是新常態的主要特征，增長速度、產業結構的變化是新常態的顯性結果，產能峰值、能源形勢、社會形勢是新常態形勢的具體體現，相應產生了環境新特征和環境治理體系的新要求。

國際長周期歷史數據表明，各國工業化推進時期經濟增速相對較高，之前和之后增速都會下滑。2014年我國GDP突破10萬億美元，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制造國，全國總體進入工業化后期。預計到202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2萬美元左右（以2010年為基期測算），總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實現工業化，完成黨的十八大確立的目標，開始進入后工業化和知識經濟的過渡時期，由于工業化發展階段轉換帶來的經濟新常態特征將日趨明顯。

目前，在工業化快速推進時期依靠要素規模投入、技術模仿帶動生產力快速提升的階段已逐步離去，對投資和工業產品的集中、普遍、大規模需求將不復存在，工業增量對經濟增長貢獻萎縮，重工業行業進入平臺期，產業結構調整顯現，消費品需求穩步增加，受掩蓋或壓制的服務業會快速發展，中高速增長必然成為新常態。

工業發展進入后期必然帶來多方面積極變化。經驗也表明，工業化時期經濟增長方式會對環境造成諸多不利影響，待工業化接近完成時，經濟增長對環境的正面效應會逐步顯露出來。但是，我國區域發展差異顯著，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進入到后工業化階段，江浙等省份進入工業化后期，而貴州、云南等西部省份處于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過渡階段，大部分中西部地區仍然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重工業集聚發展階段，環境污染區域差異和分異也明顯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