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8.2%，顯示出強勁的結構優化勢頭。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已連續6個季度超過第二產業，產業結構從工業向服務業轉型，消費者偏好從商品向服務轉換，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快速發展，網購、電子商務等新業態發展勢頭良好。

應該認識到，產業結構演變必然導致經濟增速換擋。當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消費者對商品消費的需求彈性就會下降，對服務消費的需求彈性則會上升。這種需求結構的變化會引導產業結構從工業向服務業轉型，但工業生產比服務業有更高的生產效率提高。因此，向服務業轉型一般伴隨著經濟增速的回落。

預計到2020年服務業比重達到52%左右（以2010年為基期測算），“十三五”時期，服務業新增量達到14.8萬億元，接近于工業新增量的2.6倍，帶動產業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轉變，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 現代服務業增長有望加快，產業結構由服務業主導特征將日趨穩固，也有利于緩解環境壓力。

目前重工業產能過剩現象突出。2013年，粗鋼、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產能利用率分別為75.4%、75.8%、61.9%、71.1%，產能利用率水平較低，許多產能由“既落后又過剩”轉變為“過剩但不落后”。實際上，一些領域的產能過剩不是新事物，由于加入WTO等紅利使我國不少剛性的產能過剩現象延遲至今才集中顯現。企業設備低負荷運行，增加產品生產成本。而國內外需求下降，產品價格接近甚至低于生產成本，造成企業經營困難。2014年，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利潤同比下降46.2%，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利潤下降2.7%，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利潤增長1.9%。企業資金不足，污染治理投入和運行維護難以保障，治污決心和行動出現遲疑。

傳統重工業產品需求將接近峰值、進入平臺期。2014年，我國人均發電裝機達到1千瓦，取得歷史性突破。火力發電量4.2萬億千瓦時，同比下降0.3%，是有統計數據（1998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也是煤炭消費量負增長的主因；粗鋼產量8.2億噸，同比增長1.2%；水泥產量24.8億噸，同比增長2.3%，人均水泥累積消費量遠超發達國家消費飽和時的22噸水平。預計重工業快速發展的勢頭將放緩，粗鋼、銅、鋁、鉛、鋅等主要產品產量將在“十三五”左右陸續達到峰值，多年來我國重工業比重明顯偏高的局面有望好轉，有望成為污染排放下降的結構性因素。

2002年以來，我國進入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能源需求總量和煤炭消費總量同步大幅增加，年均增加2億噸左右標煤。但2014年能源消費增長下降到0.9億噸標煤，增速由8%下降到2.2%。增速顯著放緩。其中煤炭消費總量首次負增長，同比下降2.9%，煤炭占能源需求總量的比重也下降至66%。能源需求和煤炭消費的分異給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供了發展空間。

國際能源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地緣政治、能源品種相互競爭等因素導致能源價格大幅下跌，這有利于我國改善能源消費結構，降低能源進口成本，加上國內通貨緊縮的有利形勢，能在保持油價穩定的基礎上提升油品質量。

“十三五”時期，盡管能源消費還將繼續增加，但能源消費總量增速與增量將會雙下降，能源消費結構出現積極變化，帶來污染物新增量大幅下降。預測2015年、202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分別突破43、45億噸標煤，“十二五”、“十三五”時期新增量分別為8.1、2.0億噸標煤。2015年、2020年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消費比重分別下降至63.3%、56%左右。“十三五”時期，因煤炭消費增量下降，二氧化硫、煙粉塵、氮氧化物排放新增量比“十二五”時期分別減少200萬噸、63萬噸、9萬噸左右。

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對生態產品需求日益增加。目前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大致為23%~25%，規模約為3億人。按照收入倍增計劃，預計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達到40%~50%，規模約為6億人。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深入，傳統以工業為主的“藍領”就業階層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白領”就業階層轉變，總體上環境權益觀認識和人體健康維護日益增強。同時，社會價值觀趨于多元化，社會治理認同度正面臨挑戰，新的傳播方式和表達訴求方式進入“微時代”，環境改善速度與人民群眾對環境質量改善需求差距大，環境問題易成為社會風險的引爆點。

我國已經基本告別短缺經濟，進入相對過剩經濟發展階段，教育、衛生、醫療、環保等公共服務水平、數量、質量、方式及其均衡性矛盾快速上升，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與滯后的供給已經成為一段時間內社會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現形式。環境產品具有公共性、外部性、不可分割性等基本屬性，決定了基本的環境質量是一種公共產品，是政府必須確保的公共服務，也是對社會結構變化的有效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