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稅收法定原則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意味著政府征稅需要有相應的法律前提的階段開始。稅收法定就是指由立法者決定全部稅收基本要素，包括稅種、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和稅率等，且這些基本要素寫入法律規定；反之，若沒有法律前提，國家不能征稅，公民也沒有納稅的義務。

稅收法定把決定稅收的權力回歸給全國人大，在現行的18個稅種中，《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和《車船稅法》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等15個稅種則基于國務院頒布的征稅條例和暫行條例。國務院對稅收的權力來自于1984年和1985年全國人大兩次對國務院的授權，在當時（改革開放初期）是有積極意義的——行政機關利用行政法規對稅收的規定相對調整靈活。但這樣的授權在今日已顯得不合時宜，由于稅收的法定原則沒有明文規定，行政機關越來越多不按常理出牌的“任性之舉”，從2007年財政部上調印花稅稅率的“半夜雞叫”，到近期成品油價格不斷下降時多次提高燃油稅，挑動公眾神經、引起爭議。稅收法定就可以規避上述弊端，在人大通過修改后《立法法》修正案中，稅收法定的具體表述為“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通過程序正義來保證實體正義。

從世界經驗來看，許多國家完成從傳統國家建構向現代國家建構的轉型，都是由財政稅收領域改革起始的，而中國大手筆的財稅改革也標志著國家治理現代化進步。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改革決定”強調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而財稅體制改革的鋪開也輻射其他領域的改革：第一，財政本是宏觀調控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助力；第二，財稅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重要工具、社會保障的強有力支持，也是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橋梁，更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杠桿、社會治理和國防建設的財力保障；第三，能清晰界定政府與市場邊界的關鍵環節，厘清中央和地方權責關系、塑造良好國家治理架構的基礎，更利于規制地方政府行為、打造合理投融資機制、遏制腐敗。

可以預見，包括全口徑預算、加強對地方債務管理等在內的系列公共財政改革舉措，特別是新預算法的實施，將昭示著中國公共財政改革的大步邁進，它是借鑒英國百年“光榮革命”和美國“進步時代”改革的最重要成果，它可有效揚棄GDP錦標賽，使得政府真正可以看得見，可以監督問責，并轉向為服務型、民生型和發揮更好作用的政府，也將標志著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在關鍵環節上的雙重啟動，為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豎起了一根堅實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