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減排目標是政策制定者用以實現專門環境目標的工具，然而減排目標需要在自然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條件等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制定。設定減排目標和EU ETS總量目標從而實現其環境目標，是一個科學預測和政治談判的交織過程，而且將對排放裝置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

    碳減排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是國際談判中的政治選擇，不能始終確保環境目標的實現。從理論上講，氣候政策或排放交易機制的目標設定應該反映生態環境的必要性，并且以可靠的、成本效益優化的方式實現[9]。然而，減排目標的設定是一個多學科問題，這涉及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經濟的理解以及對可接受范圍的價值判斷，而對如何作出價值判斷的問題——誰有權作出判斷并采取相應措施——又主要是政治倫理而非科學問題[10]。因此，在現實中國家所同意的減排目標或總量目標是政治談判的結果，其生態必要性因其他要素而被相對沖淡[9]。即使作為國際氣候談判協議里程碑的《京都議定書》減排目標，甚至也被批評為缺乏理性[11]。

    歐盟單方面確立的20％或是將來30％的減排目標是歐盟領先其他國家的大膽舉措。然而對于實現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MMDcyXzQwODgzMw.html.

    [20]Sandbag: Turning the Tanker. China's Changing Economic Imperatives and its Tentative Look to Emissions Trading[R/OL]. (2012—04—02) [2012—07—01]. http://www.sandbag.org.uk/site_media/pdfs/reports/Sandbag_Turning_the_Tanker_ Final.pdf.

    [21]中山大學法學院課題組.論中國碳交易市場的構建[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70—76.NU12

【作者簡介】陳惠珍，中山大學法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大學法學院（荷蘭　馬斯特里赫特　6200MD）。